2025年5月19日下午，《变形记》悦读会在广州市第二中学演播厅顺利举办。本次悦读会围绕弗兰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中的“变形”以及对作者的发现展开，悦读嘉宾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池雷鸣博士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曾诣博士，高二年级尹同学、赵同学、欧同学、招同学、张同学作为与谈嘉宾参与讨论。

池雷鸣老师首先用“阅读是人人平等的”这一话题引入，指出阅读会上要打破师生界限和台上台下隔阂，围绕文学作品中的“变形”意象展开自由且深刻的探讨，共同探寻卡夫卡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

活动伊始，曾诣老师点明《变形记》作为经典变形文学虽非原创，却具有不可超越的文学地位，引出本次讨论的核心：变形，引导大家聚焦变形的原因、类型及表现。

讨论环节中，同学们踊跃发言。欧同学从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外形与其家庭关系两个维度剖析变形；尹同学结合身份视角，从宏观层面解读格里高尔在外界态度影响下产生的心理内在变形以及作者现实中与父亲的关系在书中的映射。曾老师进一步挖掘文本细节，指出格里高尔生命能量值衰变与人性弱化的线索，同时引导同学们思考变形的深层原因。赵同学提出格里高尔在自我认同上的变形，强调变形后家庭与社会对个体价值的否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自身所有价值的否定。此外，还探讨了家庭成员劳动分工的变化所导致的价值变化的体现。

话题进一步延伸，同学们围绕译本对读者的影响，深入探讨《变形记》中甲虫意象的选择问题。曾老师从德语中甲虫“害虫、吸血、寄生”等与厌恶情感相联系的寓意出发，结合卡夫卡的《城堡》等作品，分析其寓言性的特点，揭示人际情感与价值利益的关联，进而引发对“其他隐形变形对象”的思考。台下同学指出了格里高尔妹妹的价值变化、对格里高尔的态度所体现的精神层面的变形。

随后，曾老师提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偏表现主义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文学出现了表现主义。它的特点在于能够外化人物的精神和情感状态，而这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的。

曾老师讲到《变形记》创作的文学史背景。西方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呈波浪形的：古希腊文学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中世纪的教会文学压抑人性与人的价值；文艺复兴文学提倡思想解放，重新书写了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价值。到16世纪末，过于张扬人的价值导致了人的欲望——尤其是恶欲膨胀，此时即需要约束人性，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就此出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被约束已久的人性需要得到释放，于是张扬个性与个人情感的浪漫主义出现了。20世纪延续了对于非理性的刻画，个人情感的表现仍然被需要，于是表现主义应运而生。

曾老师又讲到，相比古希腊的有因果的变形文学，卡夫卡的变形是“零因果”的。正是通过这种架空和零因果表现了人的精神的混乱和荒诞。结合在卡夫卡当年要出版《变形记》时对出版商的叮嘱——千万不要在他的封皮上放甲虫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更想强调的是精神上的变形，然而甲虫的脆弱也预示着人的脆弱。

随后池老师提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有着一种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种变形。并提醒同学们不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阅读习惯阅读《变形记》。

张同学提出关于格里高尔的房间这个意象的疑问。对此，曾老师指出，过多的空间和无逻辑的转换带给人一种混乱感，这也寓意着书中人物精神的混乱。在以往文学作品中，人们都是对时间敏感而对空间不那么敏感，但在《变形记》中，不仅房间内的空间越来越混乱，窗外的空间在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眼中也逐渐混乱了。可见，格里高尔对外界的空间感知越来越弱。

对于这个问题，池老师表示，格里高尔作为旅行推销员，其实他是很不享受这份工作的。他在外出工作时总有把所有门都锁上的习惯，或许就是因为，出了门后对他来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池老师举了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琼斯皇帝》中聚光灯范围越来越小即象征着人物心理变化的例子。而在《变形记》中，走出屋子给格里高尔带来的是精神状态的转变。过多侧门的设置，则表现了人物的不安全感。

有同学提问该怎样解读书中格里高尔与其母亲的感情。池老师谈到母亲对他的感情处于一种对立而又同情的状态——一方面知道他已经变形成虫，但另一方面仍存在母爱的怜惜。从父亲扔苹果砸向格里高尔时母亲的保护，到最终一家人决定赶走格里高尔时母亲的沉默，足可见母亲感情的复杂性。池老师提到，卡夫卡是一个非常热爱写作的人，但事实上他并不想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只是为了宣泄而写作。我们在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要记得作品中的内容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现实生活世界。

最终，曾老师对座谈内容做出了总结。她谈到，《变形记》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仍存在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应当关注内心世界，防止发生严重的心理扭曲。要合理宣泄生活挫折，维持生理秩序，在世界的变异之下，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心灵世界。

文 / 陈政谕、刘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