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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岑瀑啸)来稿 - 校庆85周年特约VII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作者:岑瀑啸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17日 点击数: 字体:

二中杂忆(节选)

                                            岑瀑嘯(1986届校友)

                                                                  (图片双击可放大)

 1980年至1986年从广州市第二中学得到优秀的教育。她在1992年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赴美,并于纽约大学医学院附属的Lenox Hill 医院任内科住院医生,之后,1998年至2001年,在费城天普大学医学院(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任心血管专科住院医师兼内科带教导师。 2001年起担任佛罗里达医院心血管专科医生及内科住院医生的带教导师至今。同时,岑瀑啸医生是佛罗里达中部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助理教授, 她在美国内科学会的证书有:内科,心血管,心移植,核医学,心超声学。她还参与数十项临床研究并多次受奥兰多市政府邀请作血管专题演说。她的业余爱好包括阅读,绘画,书法。她在“佛州大众报”有每周一篇的个人专栏,文章集册为“医道凝眸”和“医者阅世”,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收藏。她在2012年被奥兰多市选为“Mills 50”画师之一,作品至今为50号州内公路(State Road 50)和翰穆敦路(Hampton Avenue)交角的长期街景。

岑瀑啸出生于中国广州医学世家,是240年前岑伯赞开创的南海九江岑氏医家第八代传人;父亲岑泽波直至去世时,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骨科教授任上。

顿开茅塞两小说

最近通过微信与将近三十年未见面的中学同学联系上,不禁浮想联翩,决意动笔为文,缅怀当年校园生活点滴,回顾自己少年时期成长过程,并且按照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想法讲一讲。

广州市二中环境优美,坐落于越秀山麓,我每逢中午往往会去越秀山上看书,或者素描;有时去中山纪念堂,那时是不需要买门票的,而且中午时分也没什么人进去。我就在这两个地方优哉游哉地独处。我自幼不合群,而十多岁正是确定自我的时候,如果不是经常与人交流,就很容易没有一个坐标,个人面貌的确认就可能更难了。幸而没什么同龄朋友的我,很偶然地在书里找到了伙伴。

那几年中午我不会骑车子回家(三元里中医学院)吃饭,父亲一位朋友帮我在省政府的食堂买了饭票,这食堂邻近二中。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男孩,他是另一所学校的初中生,彼此交谈讲到幼时喜欢看的一些公仔书(小人书)。他说家中有些旧书,父母不让看,但他悄悄翻了翻,觉得内容很特别,不过里面的繁体字不认得。我就让他带回来给我看。

他带来了《红与黑》和《傲慢与偏见》在50年代出版的中译本。由于我自小练书法,认得繁体字。我有时解释给他听。他无意整本的读,只不过佩服我认识繁体字,看我感兴趣就借给我看。这个男孩要偷偷把书带出来,不能说是举手之劳,我们之间并非深交,而且都比较沉默寡言,只不过我有此诉求,他又可以办到而已。礼相往来,作为交换我每次给他一只鸡蛋。

那时物资并不丰富,食物尤甚。因为我自小参加业余体校,在矿泉游泳场的市游泳队里训练,需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而我父亲也很会动脑筋,在几位学生帮助下,在中医学院宿舍旁用砖块和水泥盖起了一座两层的鸡的宿舍,上层房间通向竹子搭建可供鸡只出来走走的阳台,底层房子出来是开阔的水泥铺地的大厅,养了十多二十只鸡。这就保障了我和妹妹每人每天一只鸡蛋。我经常把我带作午饭加料的那只鸡蛋给这个男孩吃。他每天要把那本书带回去以免被父母发觉,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他胆子更小。

具体地说,书中的用词和叙事方式对我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审美观和我此前所受的美学教育大异其趣。以往我是从公仔书、革命歌曲及当时出现不久的黑白电视,加上来来去去就那么几部革命电影(诸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等)接受审美教育。那是全国八亿人民统一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我由那两本小说却受到了另类的审美训练。

当然,这两本离经叛道的西方经典小说令我的内心比较反叛,而且正当青春期,我差不多每学期都会暗恋(更准确地说是倾慕)某一两个男生,可是我对自己的相貌极度缺乏自信。加以同级有几个女孩子很漂亮兼口齿伶俐,我常常拿自己跟这几位靓女相比,有点自惭形秽,所以整个中学(包括初高中)阶段都没有拍拖--谈恋爱。

从书里我也认识到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虽然人有善行和恶行,但人不可以分成好与坏。这也和我所看的公仔书、电影电视等所获的印象完全不同,后者里面的坏人都很难看,尖嘴猴腮,如脍炙人口的部队作家高玉宝的名篇《半夜鸡叫》,写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学鸡叫以便让长工们天没亮就下地干活;反之好人形象都很漂亮,如《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龙梅和玉荣,还不满12岁,为了救护公社的羊群差点冻死在荒凉的大草原上。画书上就把她们画得很美。

为什么我讲这两本书讲了那么多,因为它们是在我的个性、世界观定型的十多岁时看的。背景就在二中。我对母校二中的回忆忍不住先讲这两本小说,尽管严格来说那不属于中学教育的范围。

翰墨缘和电脑班

前面说过我自小不合群,在幼儿园和小学都较少跟同龄人玩游戏。这种个性本来会令我的少年时代很迷惘,但好在《傲慢与偏见》和《红与黑》两本书让我开了窍,头脑里有个虚拟世界任我遨游。

总之,回顾二中时期,身处优美幽静的越秀山和壮丽辉煌的中山纪念堂,仔细读了两本“奇书“,是我印象最深和得益良多的大事。其间,我在矿泉游泳场的游泳训练因天分不足和努力不够,成绩长进不大,于是我退出了少年游泳队。

当时我在班里参与办黑板报,负责用彩色粉笔绘画和抄写,墙报内容主要是宣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思想教育。我能发挥创意的地方是用美术把版面弄得漂亮一些,通常是每两周或一个月换一次墙报,我也记不清到底是班里抑或是年级的黑板报,总之我每一期都很认真,一个人连写带画到很晚。

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各类业余学校如雨后春荀陆。有的大学里也开设夜大学课程业余授课。其中有所羊城业余书画艺术学校,校长是连登,校址在文德路,学生都是成年人,他们下班后骑自行车赶去上课。我报读后,在二中每星期两晚骑车到校。同学大部分年龄在2545岁之间,我作为一个15岁不到的中学生是很另类的。不过我跟这些成年人相处愉快,不会觉得彼此很疏远或格格不入。也许我比较老积(举止言谈显得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吧。

在那里我不仅先后学了楷书、草书、行书以及素描,还结交了一些爱好书画的同道之人。这令我虽然在校内较少挚友,但起码放学后生活不会过于单调,不至于除了做功课便孤零零地百无聊赖。别人会到其他同学家中串门玩耍,我则有书画班的朋友。我在校成绩中上,并非学霸。从业余学校开始,到我学完了书画课程,暑假又到羊城发型学校学习做发型,烫头发的手艺。

二中邻近北京路,当时广州最大的书店就在那里,我乘近水楼台之便下课后骑车去那儿看书。虽然我的钱不多,但我可以打书钉--站着浏览书刊。里面人不多,我或站或坐(在地上),历时几个钟头,直至书店关门下班。

书店附近是青年文化宫,八十年代中开始里面有个英语角,我当时对英语很有兴趣,并且在班里担任英语科代表。那时大家都没有什么录音带,也没有见过外国人,只是通过国际音标学英语。英语角也成了结交一些较我年长的朋友(大概大学生的年纪)的所在。

二中还有一件事我终身难忘,那就是计算机程序的学习。那种语言称为BASIC,属于早期计算机编程语言。学校组建计算机班,只有不足十名学生入选。二中作为市重点学校,故拿到教育局额外的拨款用于多购置计算机以及打印机。当时计算机价格昂贵,所以入选的幸运儿极为有限。

由于学计算机,我参加了京粤夏令营,成员是两地选拔的若干优秀学生,在广州结营旅行并进行全国计算机编程竞赛。其间我跟北京的学生成了朋友,这是我首次认识外地的同龄人。

师和挚友

在二中,我得益最大的自然是教师们对我的辛勤哺育——他们的教学质量和敬业精神。我总觉得每日布置的作业很容易在短时间做完,因为老师们在课堂上已经讲深讲透了;而其敬业精神更是我为人处事的榜样。非但如此,老师们对学生不同个性和行为的包容,使我受益良多。我这个不合群的孩子从没感到要百分百依从当时意识形态的指示。具体来说,我没有受到要早早申请入团的压力,虽然高中毕业前我终归成了共青团员,但我没有压迫感,更无觉得自己需要申请入党。也许我不必在文章中谈到这点,但确实80年代二中对我的政治取向没有任何怂恿或强行干预。

尽管我在政治上表现得并不积极,可是每个学期仍然名列三好学生。对于一个独来独往的少年,此种宽松实在十分必要。它不会令我的个性消失,蜕变成随大流的模式。正因这种安全感,令我这个本来很羞涩、待人接物忐忑不安的女孩子,在二中六年健康成长,从而培养出日后对不同的人及其的文化的适应性,不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我都能很快适应。

例如,1990年我还在中山医就读时,曾作为大学生应邀赴日,在京都和大阪与当地书法界进行交流;1992年从中山医毕业后只过了几个月就移民美国,至今22年来先后游历了56个国家。我的好奇心和学习动力源自肄业二中六年间所受到的栽培。

在二中期间所发展的业余爱好、书画等等,尽管当时学的是中国流派,但在我过去20年的行医生涯中,绘画的本领一直对我大有好处。每一日同病人的沟通,当现在以前医生是没什么条件用图形跟病人交流的,我就已经像我那行医和教学半世纪的父亲一样,在门诊见病人或查房时,将心血管不同分支的走向、心瓣膜修补的原理等等,用图像的形式来表达。即使现在许多同事用平板计算机上的卡通或简单的幻灯片,去和病人交流,我仍然一直用手绘的形式(包括给学生上课时),这样有一个现场感。病人和学生觉得这个随着彼此之间的问答实时绘成的图画,有随意性和参与性。

二中老师让我负责抄写和绘制墙报,促使我参加一个星期两晚的艺术学校,我之所以能够在坚持学习书画至艺校毕业,离不开二中给我的心理安全感,加上各科老师教都得很好使我不必在晚上花很多时间自修做功课。墙报工作令我可以发挥自己所长,有的体育项目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例如跳高,以及单双杠,老师会让我做示范动作,令我喜不自胜。但我很怕与别人身体接触,故打篮球之类竞技性项目我退避三舍,打排球会发生碰撞,我也怯场。

计算机班老师名叫马坚,时年24岁,是二中的物理老师,喜欢钻研计算机。后来成了我终身朋友。我高中未毕业他就赴美留学,但至今保持密切联系。我数次去旧金山探望他,及结伴往得克萨斯州远足。这份友谊是二中带给我的一大收获。

我在二中认识了几位很优秀的同学。一位是坐在我邻位的女生,她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长得很漂亮,善解人意,在少年宫唱歌很出色,为人幽默。平素落落寡合的我,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得人喜欢的朋友,深感自豪。再一位男 生身材高大,说话语气平和,从不提高声调,也像我一样比较老积。我有时去他家玩,他家有许多唱片,我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如莫扎特、贝多芬等等,开启了我另一扇心灵之窗。

还有个记忆是下午下暴雨的时候。平时我都是一放学就离校回家,不会跟同学去玩。但遇到暴雨我们被迫滞留,推迟一些放学。那成了最愉快的时光,因为室内没电,黑乎乎的,大家会尽情捣蛋发泄青春活力。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许多学校已经有非常大的学科压力,在此情况下,二中作为广州地区的一间名校,高考升学率和入读重点高校比率一直居于省市一批重点中学的前列,仍然让我觉得它不像流水在线的工厂一味抓应试升学,而给我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确实难能可贵。

在美丽的校园和淳朴的校风中浸淫六年,除了高考成绩优异得以顺利考上中山医科大学,还可在该校入读全英班,用英语学习医学。身处一所重点中学在学科上超乎一般水平固属意料中事,我的性格和兴趣得到健康和全面发展便是额外的收获了。

 

1992年我过了24岁生日就来到美国,当时我刚从中山医科大学完成六年制课程顺利毕业。1995年我成为内科住院医生,1998年从事心血管专科。如今已是中年,在每天平均12小时的临床和带教以外,业余爱读书,绘画,和用中英文写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了我的两本中文的随笔集--《医道凝眸》和《医者阅世》,两本都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写于2009

                            当医生成为病人时

-                        一位心臟科女醫的思考

                                                            岑瀑嘯(1986届校友)

2007年夏天,我被確診罹患卵巢癌盆腔轉移,經手術及化療治癒。 本文首次將自己作為病人的經歷與感想寫下。

首先我感恩自己生於現代醫學發達的時代能及早發現癌症並獲得有效的治療且至今良好。我展望未來的時候,看到更加早期發現癌症以及增加個體化地治療的必要性,在進一步提升治癒率的同時儘量減少對病人生活品質的損害。我自認一向身體強壯,首次親身經歷現代醫學的神奇;同時體會到疾病和治療帶來的痛苦。生病是一個孤獨的過程,無論有多少愛你的人為你打氣。做了那麼多年的醫生,儘管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將心比心,易地而思,還是不及從自己患病所得的體驗深刻。

當一個疾病不是像感冒那樣時間較短,患者的鬥志和自信會有起伏。而在與家人及醫療人員相處的過程中,因為希望做一個容易相處的人,病人也會奇地擔任了一部照顧人的角色。當我忍受一波又一波的噁心和嘔吐、腹瀉、肚子絞痛、發高燒的寒戰、退燒時候的大汗等等,難免會為自己的無能和身體的脆弱給人帶來的不便感到內疚。

當我剛得悉自己罹患癌症時,我的頭腦還處於往昔的“醫生狀態”,反而沒有那種我所觀察到的病人驚愕、恐懼或傷心。所感受的只是希望可以瞭解一點這型的癌症,心裏想著哪一種腫瘤雜誌我會在見完醫生後去搜索,甚至覺得自己的臨床和教學方面每星期、每月的計畫不會中止或動。

可能是這種測量自己的影像、病理報告,搜索醫學文獻,去研究自己的疾病,是一種隔絕震驚的形式;它又剛好屬於我的本行最熟悉的動作和行事,所以突然聽到耗時我就不由自主地條件反射似的,將自己的思維轉作一種學習和研究的形式。

此過程讓我理解了為什麼一些病人在心血管病非常嚴重時,鍥而不捨地鑽牛角尖,要求我解答許多我認為對疾病大方向的治療無關痛癢的細節;有的病人會經常在每次復診前在網上列印很多資料,捅來和我討論,“聽我的意見”,其實只是令他的心得到一些安慰;而我經常覺得這種執著是浪費時間,我難以理解這種不懂得抓重點的行為。等到自己也做同樣的事時我就明白,這種好像“糊塗”的舉措是為了努力一種假像,仿佛自己還有能力掌控大局,以免陷於恐懼。這個假像就包含不斷學習、研究、尋找答案的形式。

我的同事非常體貼知道了消息馬上開始幫我照顧我的所有病人讓我專心休息。我任職所在的心臟科在我接受治療不能上班的過程中,繼續發工資給我。但我還是答稱不要緊,以為我是不可能病到不能工作的地步。即使不能維持原有工作量,或可減少工作量、病人的數量,或可在幕後通過看病人的結果,和電話上繼續免費解答他們的疑難。而後者(電話諮詢)已是每個醫生的日常事務。我覺得自己還可繼續做。

如此無視問題的嚴重性,堅持工作,其實也是不願面對殘酷現實的一個反應。

做了手術我才躺在床上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轉換--我不再是指導這個疾病的治療的醫生,而是一個身體上有病的人。在此之前每次我和我的醫生探討病情,我站在旁邊就像是他的同事,一起討論一個第三者的病理報告和身體影像的結果,看上去好像是一個最鎮靜、最合作的病人,其實也是一個最否認現實的 人。

作為病人,我也經歷過標準化醫療手段帶來的不快。例如當我化療後白細胞減少,不同的感染都少不了新一輪的X光胸片,抽血做細菌、真菌和病毒的培養,而且多是正值我難以有足夠睡眠的情況(因腸胃不適的和高燒、發冷等而致),還因護士定時檢測我的體溫,發現我體溫升高便亮燈為我抽血,用床或椅把我帶去放射科;如我太軟弱無力則由放射科工作人員前來為我照胸片,這些都使我本已軟弱如麵條的身體備受折騰。

儘管我心裏明白這些都是重要的步驟,是醫生不希望失去捕捉到細菌、病毒和真菌的機會。只有捕捉到這些病原體資料,他們才可以有的放矢地調整抗病毒和抗菌的藥物。

當我手術後傷口的疼痛令我受皮肉之苦時,也感恩能有一個裝有微型電腦的自行控制的止痛靜脈注射器(Patient Control Analgesia,PCA)。它其實不是新技術,但此次我切身體會到給病人一個自我控制的機會是何等重要。病人無須等到疼痛難忍時才按鈴召喚護士,為己作止痛注射。因為無論護士來得多快,總有一段時間讓病人繼續忍受痛苦。何況當時未必有護士可以即時自其正在執勤的地方脫身前來。

這種自我掌握命運的感覺很寶貴,自然PCA的預設止痛藥劑量有一定上限,病人不能多次按掣。因為不少止痛劑是嗎啡或其衍生物,劑量太大可能會抑制呼吸。我另一個感受就是,醫學固然並非精確的科學,通常我們對預後的估計和一個治療手段效果的估計,只是有一個數字附帶上去的估計,也就是一個統計上的可能性。病人經常(差不多是常規性)的問題是,這個病嚴重不嚴重,或這個治療有無副作用,每天聽到很多次這種問題,有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很難給你“是”或“否”的答案:有百分之幾的可能會達到預期效果,成功的定義是什麼;這種副作用或那種併發的幾率;至於嚴重與否,取決於你對疾病的認識和我們治療過程中效果的動態評定。

這些說法確實很科學,但同時也是令患者不安的答案。當然,我看來嚴謹的回答是一個職業化的表現,不是光說病人想聽的;但當自己是病人時我就突然覺得,這些數字和計算之後的回答,對於身患重病、面對重大醫療選擇的病人來說,蘊含著一種令人失望的冷漠。誠然,醫生主要職責是治病救人,盡力使之康復。能夠安撫其心情,解除他的思想包袱當然很好,卻未必可以做到。

於是,病人難免因得不到安慰而沮喪,通常他不會因為認識到該答案的客觀性而對答話的醫生有所體諒,可能心裏認為對方僅僅以事論事,一味“公事公辦”,做交易一般。這回我成了病人才真切地明白:醫療的過程重在客觀地評定患者的病況並給予科學性的治療,這樣,有時情感上的安慰是難以兼顧的。或者可以說會是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為醫生應時刻謹記這種局限性,有時變身為一個心理輔導人員給患者以溫柔的心靈上的安撫。

所謂“醫者父母心”,“情”豈非題中應有之義?過去我認為病人照CT (電腦斷層掃描) 是很簡易的一個過程,無非是在靜脈上注入攝影劑,病人躺在CT機上照一照罷了(我覺得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病人受到的放射劑量)。這回我自己做CT,才感受到靜脈注射特別是口服造影劑時是難受的。

吞服跟鋇餐相似的流劑絕非樂事。此舉旨在把造影劑輸入胃腸道,以便使CT所提供的資訊更具臨床意義。儘管“餐單”包括草莓味、香蕉味或蘋果味(我全都嘗試過),即使口味調製得與水果如何相,當我意識到此非食物,要一口一口吞下去,直至把一大瓶吃完,還是挺不容易的。再者,躺在CT機那又硬又冷的床上時,當我不知道此次造影結果會是如何,也就是我的癌症是否已經得到控制,有無復發,等等,為此而忐忑不安,我就會頓時覺得這個機器和技術員在話筒中告訴我的,似乎隱藏著一些我所不曉得的東西,處於一個戰壕我的敵對方(就仿佛機器是我的對手一樣)。

由此我首次感受到,以往聽到的病人所云“你們醫生”之類的說法是他感到沒有一個人能看到他的痛楚或恐慌,當人覺得無助時將世界看成非黑即白,非我即敵的思維,份屬自然。在我的人生經歷中第一次覺得我的生命由兩股力量牽拉,一股是我的疾病,另一股是努力將這疾病去除的那一隊人。而我似乎處於完全被動、無能為力的狀態。

因生病令我更謙虛。以往儘管我對病人及家屬的建議純屬建議,但他們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或我講話時實質上)已經含有一種傲慢,起碼是“自以為是”。我是假設自己知道什麼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有時病人和家屬確實不知道何種選擇於全局最好,而只知不同的選擇可能帶來短期的好處和壞處。

事實上,他們往往需要一段(長短不一的)時間去探討,或者此探討的形式令醫者覺得他們似乎對你不信任,老是重重複複的質問,而身為醫務人員在有限的時間表之下,確實會覺得這種來來去去的質疑是病人的不友善,或其蒙昧無知的表現;醫者會認為自己已經解說得很清楚,事實就是事實,而醫學有時也並非那麼複雜深奧,為何他們怎麼也不明白,或者毫無必要地將一件相對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我現在才體會到,當一個病人或家屬覺得他在疾病治療過程中沒有參與權的話,那種無助就會令其對治療疾病的這隊人都難以視為自己的團隊,他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力量,而只是一個被動的成分。要使之感到他是在醫護人員這一隊裏一起並肩作戰,這不是一次門診15分鐘的見面或一次查房便可達到的。成了病人我首次認到上述現象的存在。

雖然以前也對病人在我接受培訓時的作用心存感激,現在更加深了這種感謝之忱。因為我每次見新的醫生(手術醫生或新參與會診的各科醫生),或入院見新的主管醫生等等,我作為病人提供的自我病史基本上就如以往工作時我對直接口述,再由電腦自行打出來的一份病史那般精確完整,比如發病過程診療方法已接受過的治療和效果等,我基本上像一個醫生跟另一醫生說話那樣言簡意賅。

但當有正在受訓練的住院醫生來為其主管醫生先採病史時他們一次又一次問我一些其他的症狀,有無喉嚨痛、抽筋等,這些我覺得與我現在的病毫不相干的、或我個人認為對我毫無幫助的問題,我都要一次次地回答,於是我意識到每一代醫生訓練的過程,其實就是無數病人耐心地為之提供協助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醫生受訓時病人不光是接受其服務,而且提供了一個教學的機會,即也提供了服務。換句話說,我感受到一個病人無形中肩負的所謂“教學任務”其實也很繁重。

兩次的卵巢癌手術都是在我身為腫生的妹妹所工作的癌症中心做的我住在佛羅里達奧蘭多,妹妹在德州休斯頓。我之所以選擇到那裏,首先是由於我信任妹妹的專業水準,而她為我找的一位手術醫生是信任的;其次是我希望在另一個地方住院和治療(包括術後的恢復),可以令我得到更好的休息。因為我在佛羅里達醫院任職多年,認識的人很多,我在確診和停止工作後,很快醫院裏不少醫務人員都得到消息,有些病人知道被轉去我的同事那裏繼續治療,他們都紛紛熱情致意,短時間我收到600多問候卡。

如果我留在本地將會有許多熱心的同事和朋友前來探訪我或不能得到更好的休息。而且我也不希望讓同事見到治療的過程。在妹妹的照顧下,手術和術後恢復都非常順利,當然因為離開自己的居住地和自己熟悉的醫院,到另一個地方診治(作為一個醫生以往的小病、小檢查都是自己的同事處理,不會有陌生的感覺),所以我第一次體驗到:一個病人在自己最憂心時,把重要的決定權和信任都放在自己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手上那種感覺。

雖然在美國這個專業管理比較嚴格的國家,醫生和醫院的品質都不會差得太遠;但信賴首次見面的陌生人為自己開刀,又相信同樣是首次見面的麻醉師(會將自己手術中和術後的痛苦降到最低限度),等等,這些信任病人之身,第一次賦予。而且我臨床上獨當一面多年的人,面臨需要將自己的生命交給自己不熟悉的同行有一種感到突而其來的不安。

有句半玩笑的話說,好的臨床判斷哪來的呢?是經驗來的,但從哪得到經驗呢?是從壞的臨床判斷。”也就是通過做錯決定吸取教訓而得的經驗,是形成好的臨床判斷的基礎。正因為醫生知道這個錯誤的決定對病人帶來的是什麼後果,所以我作為病人就很擔心這個現實。

通過術後的康復和每一輪化療身體為下輪化療作的準備,我也體會到身體本身的健康素質之重要性。因為我從小經過游泳訓練,在父親的指導和鼓勵下我在中學和大學都參加游泳隊,參加過省游泳比賽,體質潛力較好,術後恢復期對化療所引起的對身體的負面影響消除較快。我病後格外感激父母我小時強調鍛煉身體之重要,不僅要我讀好書,專心學到知識和掌握學習方法,還要攢足身體健康的本錢,以便終身受用。這是多麼的有遠見。

成了病人我第一次切身體會到,儘管醫學經過多年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但畢竟還是年輕的科學,有許多不足之處。即使基於最好的初衷和動機,醫務人員所做的決定和行為都未必盡如人意,甚至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不良後果。我第一次體會此種落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果真如此,則不再是科學和客觀地分析、量化方面的或然率問題,它對我本人不是百分之多少,而是殘酷的百分之百。

奇怪的是,一個人經歷疾病時會更加意識到身體內的一股生命力。平時身體無恙是一個謙虛的無言的幫手,幫我們實現腦袋中之所想。但當我病時就會格外分明地覺得自己是一個活著的生物,不僅是一個意識。例如我化療期間,有時一早起來看到鏡子中一個很消瘦的人,眼圈黑了、光頭、面容蒼白甚至有點近似灰黃的一個人在回望我,有點像《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頭一次在賈寶玉所居的怡紅院中照鏡的感覺。

在我身體承受手術後的疼痛和面對化療期間的副作用時,由於本來任職醫生,軀殼內仍存的“醫生”完全明白這現實的必然性;但作為“病人”我就總是“不服氣”,覺得自己被一個失去正常功能的身體束縛住。但在吃驚的同時我強烈地意識到,這個軀殼裏面是一個很強的生命,在繼續其未完成的各種運作;也就是說雖處罹患惡疾、生命最脆弱時,我反而第一次看到生命的力量,那是令我非常佩服的力量。

而正是因為意識到生命的強大,當我接受第二次手術時,躺在床上被推進手術室,在走廊不知轉了幾個圈,我望著天花板一格一格、燈一盞一盞地飛過,到手術室內只是看到很亮的無影燈,刺著雙眼,那時第一次體會到“放手”的意思,把所有的控制權、主動權放出來,交了出去的那種感覺。

當一個人身患可能致命的疾病如癌症,且需經多次治療,對其接受治療的日子會有兩種相互矛盾的看法:一是這段時間乃一種獎勵,因為如果不是接受治療,這些日子可能不存在;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失去部生命:此期間不能如常地生活,不能做自己以為有意義的、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事,而是只能被動地接受療程

我想,這種感覺不僅是癌症病人,可能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會有的,並且需要學會去接受的。許多醫療手段往往在救死扶傷的同時,增加了傷患者的痛苦,是把他今天的生活品質去換取一個承諾--那就是希望可以活久一點,以及跨過這個困難之後的日子品質會比不接受治療為佳。這就是我覺得現代醫學,或單純說是醫學對疾病治療所造成的一種具兩面性的效果。

而有時為了在心理上接受這個矛盾性,病人會埋頭學習有關自己疾病的知識,學習的細節可能已經到了妨礙他理解全局的程度。以往我會認為他們是過分執著,會反復告之曰:你無需知道更多細節,或這些細節不重要,讓我替你操心即可,你最好自己盡可能設法活得好一點、瀟灑一點;但現在我認識到,我這麼說或許是需要的,另一方面也不能期待我的話會改變他們的心情--因為他們力求掌握更多的有關資訊及治療方式是很自然的。

 我的化療本來是6個療程,但後來變為7個,因為其中一個療程中有種藥物靜脈滴注射時,突然導致我發生嚴重低血壓和心律減慢,當時迅即暈了過去。記得那瞬間腦海中閃過“我要死了”的感覺。幸好醫務人員行動快,搶救及時,尚無大礙。為此改變了後面一個療程的成分,增加了一個療程。自從這次血壓和心跳低到幾乎喪命(那是在我自己的醫院進行化療的),我每次走過診療室見到搶救車(Crash Cart)都有感觸,覺得它離我很近。

搶救車Crash Cart是每個診所必備的一種鐵皮四輪車,高約及腰,寬約一臂,設置許多鐵皮抽屜,分別裝著不同的急救藥、注射器和氣管插管的器材等,當病人突然出現生命體征的崩塌,可立即推到病人身邊搶救。以往我當醫生時,在我眼中像是一張凳子或桌子,不用時和家俬沒有什麼兩樣;但當我成了病人,它的存在就使我感到生命的脆弱,因為可能要在我身上用到這些器械。可見一個醫生和一個病人,對醫院或診所中的同一設備是有不同的觀察角度的,它所起的作用可有天壤之別。醫務人員不用它時只不過放在那裏,是房間裏諸多物品和設備中的一個;但就病人而言,特別是用過它的那些病人見到它,雖未必心有餘悸,起碼會意識到自己身體惡化的可能性是很真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

我生病後的另一收穫就是,以往當病人面對壞消息時一時感情上接受不了,我可能會握住他的手說,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我病後不再這樣說,改為:雖然我不可能、不可以或未做到完全知道你現在的感受,但會儘量去理解你的感受。也就是說,我在溫言撫慰乍聞惡耗的病人時,不再自以為是地認定自己明白別人怎麼想,情感的波動有多大。

以上零碎地談了我作為病人的一些感受。這也是我首次在文章中憶述自己罹患卵巢癌,經過兩次手術及7輪化療期間的心路歷程,和我學到從病人的角度去看疾病心得。我希望本文對於從事醫務工作的讀者有所啟發或幫助,也希望與非從事醫務工作的讀者由此明白,醫生像平常人樣,當他沒有親身經歷過一些事情的時候,他的某些看法難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我們每個人都不妨多一些憐憫和諒解的情懷。

人生在世,不乏三災六難五勞七傷,其中生病尤其尋常,其間特別需要別人的關懷,包括精神上的安撫和物質上的支持。後者往往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而前者卻只需一顆善心。“良言一語三春暖”,信焉!

                                                                                (修改于2015)

 Puxiao Cen, MD, FACC

Board Certified in Advanced Heart Failure & Transplant Cardiology,

Adult Echocardiography, Nuclear Cardiology,

Cardiovascular Disease & Internal Medicin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College of Medicine

 

 

图文整理: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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